百家号，量子舞蹈背后的竞争与制度，创新还是内卷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
记者 王珍
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乔尔·莫基尔（Joel Mokyr）、菲利普·阿吉翁（Philippe Aghion）和彼得·豪伊特（Peter Howitt）三位经济学家，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技术创新如何推动长期经济增长，并探讨了创新过程中制度环境的关键作用。
这些研究为当下中国经济的“反内卷”提供了重要启发：只有通过创新淘汰旧产能、开辟新赛道，才能彻底跳出存量博弈。这与中央一直倡导的“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内卷”核心观点高度契合。
“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清晰而深刻：反内卷不是否定竞争，而是要让竞争回归合理区间，从而更好的激发创新；不是放弃努力，而是要让努力转化为增量价值。”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对界面新闻说。
莫基尔长期研究经济史，并从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发现了技术变迁与持续增长之间的深刻关联。他的研究显示，即使有技术潜力，如果社会环境封闭、不信任新观念，就难以延伸出持续的创新链条。这意味着政策研究不仅要考虑经济激励，还要关照教育、科学传播、制度开放等软因素。
“莫基尔的研究指出，技术进步的持续发生依赖于制度保障，如知识产权保护、科研激励机制、教育体系和开放市场环境等。这提示我国需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创新生态，激发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。”中国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、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章俊对界面新闻说。
田轩表示，莫基尔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——知识启蒙与制度保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。这一发现精准点破了中国内卷式竞争的深层症结：资源有限下的无效博弈，企业陷入“技术趋同——价格竞争——研发不足”的恶性循环，这背后正是知识积累不足与创新生态缺失的深层制约。
阿吉翁和豪伊特获奖的原因则是将熊彼特提出的“创造性破坏”理论模型化并进行深入扩展，使创新机制在宏观层面得以精准刻画，并进一步应用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研究。
章俊指出，熊彼特作为与凯恩斯比肩的理论巨人，其理论中包含着诸如“企业家精神”、“创造性破坏”等深刻但难以量化的思想。直到1992年，阿吉翁和豪伊特一起建立了“熊彼特增长模型”，将其转化为严谨的数学模型，熊彼特的思想才真正开始受到主流宏观经济学界的重视。在熊彼特增长模型中，技术是生产的核心投入。企业家通过研发提供新技术，一旦获得技术优势，便能掌握市场支配力，进而攫取垄断利润。尽管研发充满风险，但一旦成功，新技术便会颠覆旧技术，将昔日的垄断者淘汰出局，并由新的胜利者取而代之。这一过程正是“创造性破坏”的体现，它告诉我们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由利润驱动、通过新旧企业不断更替而实现质量跃升的动态演化过程。
田轩进一步表示，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“竞争与创新倒U形关系”理论，几乎是为当前我国“反内卷”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。他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结合英国企业专利数据验证：竞争与创新并非线性关系，而是存在“黄金平衡点”：竞争不足则企业缺乏创新动力，所以增加竞争会激励企业创新；但是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过度竞争则会扼杀创新。
“这一理论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体现得淋漓尽致。”田轩说，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车企深陷在阿吉翁与豪伊特所说的“熊彼特效应”主导阶段——当竞争超过阈值，企业利润被无底线的价格战吞噬，研发投入被迫压缩，新的创新无从谈起。
此外，田轩指出，阿吉翁等人的研究还发现，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存在“前沿差异”。前沿企业可以通过创新“逃避”竞争，而非前沿企业更易在过度竞争中丧失动力。这解释了为何我国部分传统行业内卷严重，因为大量非前沿企业缺乏技术储备，只能在存量市场中拼价格，而突破之道正在于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倾斜，推动企业向技术前沿靠近。
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，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为我国坚持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。
田轩说，莫基尔提出的“知识启蒙与制度保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”的观点，与我国从“投资于物”到“投资于人”的转变有着极为相似的内核。2025年全国“两会”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“投资于人”，正是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筑牢创新根基。制度保障在莫基尔的理论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，他强调专利制度通过降低技术信息获取成本，加速技术扩散。这一点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尤为明显，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颁布与实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，让企业家创新信心显著提升，而这正是打破“创新成果易被模仿”的内卷痛点的关键。
章俊表示，从“创造性破坏”理论可以看出，高质量发展必须容忍和引导结构性调整，鼓励新技术、新产业替代落后产能。这对我国当前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重要启示。尽管“创造性破坏”意味着改革必然伴随阵痛，但我们仍应确保技术进步成果的普惠性与包容性。政策制定者需在稳增长与促改革之间取得平衡，通过社会保障、再就业培训等手段缓解转型冲击，确保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性。
田轩补充道，从政策层面看，需要政府扮演“规则守护者”而非“参与者”。地方政府应摒弃“补贴竞赛”“政策洼地”等内卷式招商，转而聚焦创新生态建设；同时要让劣质产能有序退出，通过法治化手段打击偷工减料、抄袭模仿等恶性竞争行为。这正是诺奖理论强调的“制度赋能”——好的制度能让竞争导向创新，坏的制度则会让竞争沦为内卷。
